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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谈《炸裂志》
2013-10-07 09:09:53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 】 浏览: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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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阎连科像:李媛 绘

  阎连科谈《炸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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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获》杂志秋冬卷发表了作家阎连科的新长篇《炸裂志》,小说单行本也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以来就没有在国内出版过长篇小说的阎连科说,这次小说能顺利发表、出版,“是因为大家合力促成的,很多人做了这个工作”。在《炸裂志》中,阎连科以“神实主义”的手法,夸张而荒诞地概括了一个乡村在三十年间,从小村庄发展成为大都市的故事。

  石剑峰

  《炸裂志》里的“炸裂村”或“炸裂市”依然位于您文学地图上的耙耧山脉,但看完小说,我们知道小说里这座利维坦式的城市更可能是中国南方某一座城市。“炸裂”特指哪些城市呢?

  阎连科:其实这部小说写的就是深圳、海南或其他新兴大城市的故事。小说里这座叫炸裂的城市,它的发展和深圳极其相似。我做的无非是把深圳或者海南搬到了我所熟悉的河南某个地方,也就是我文学地理位置上的耙耧山脉。这部小说完全来自于一次对深圳的偶然好奇。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去深圳开一个笔会,大家都说深圳非常开放,这里的开放无非是指有很多大楼,但到了晚上还是一片寂静。可是过了十年再去,就完全不同了。但最令我感触的不是深圳的发展,而是有一次从香港去深圳。在从香港到深圳的一瞬间,你感受到两个城市的迥异之处:一个极其有秩序,一个极其无秩序。深圳的发展虽然极其惊人,但代表的却是中国任何一个大都市,也可以表现中国当下的状态。对我来说,我想写的故事、人物忽然找到了他们的舞台。这个舞台可以是深圳,也可以是海南或者其他新兴发展的城市。这些城市的迅速发展让人不可思议,它的扭曲和荒诞也超过我们的想象。也就是在那个一瞬间,我忽然感觉到,我可以写那个故事了!到了小说中,炸裂这个村庄最后发展成一座超级大城市,成为直辖市,这座城市甚至还有野心成为独立国家。

  在《炸裂志》的开头,这座城市的发家来自于小说主角孔明亮带领村民扒火车。您这么写,是想说明发展背后有不可告人的某些秘密吗?

  阎连科:这部小说的开头,炸裂村里的男人是扒火车的,女人是卖淫的。这些细节、情节的真实性是不需要去考察的。深圳这样的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1980年代很多有各种问题的人都到深圳、海南去发展了。这些人都不是我们概念中的老实人。我们确实知道,1980年代南下淘金,淘到第一桶金的很多并非诚实可靠的人,而是最有能力但最靠不住的人,甚至不少是从监狱里出来的。这部小说把我们带回到1980年代的记忆中。扒火车是有象征性的。无论是扒火车还是火车提速,在其背后隐藏着原罪,也就是偷盗的不只是火车上的物资,小说里偷盗这个行为把我们的人心也盗走了。从那开始,人心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可以回望1980年代对万元户的崇拜,中国人现在对金钱的崇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我们看到炸裂村的发展是从男盗女娼开始的,但这恰恰也是无数真实的生活片段连接起来的。比如,我听某个地方的村民说,他们区政府里的领导,不少人都在监狱里待过。这不是作为笑话来说的,而是想说,现在有的基层干部成了什么样子?也就是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成了我的故事的一部分。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正常人,更不要说小说里主角孔明亮四兄弟。老大一心要当校长,老二明亮后来当了市长,老三要带三千万百姓去远征。这些人都不可思议。老四看上去很正常,但其实也是有问题。他在事业、家庭方面都不想,一心想着把所有人拉回正轨,但他的力量那么微弱。其实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也是不正常的。明亮的妻子周颖用女人去获取一切,也是不正常的。所以,这样一部小说,要么作家不正常,要么小说里的所有人物确实不正常。

  您曾提到这部小说是“神实主义”,在您的文学概念中,神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它跟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

  阎连科: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因果关系是全因果,一百斤重量的原因就会导致一百斤重量的结果。如果是一千斤重量的结果,那一定要埋伏一千斤的原因在里面。这是完全对等的。在卡夫卡的小说里,我把它称之为零因果。所有小说的开头就是结果,然后进入现实主义。到了魔幻现实主义那里,我称之为半因果,就是一点点原因导致很大的结果。在马尔克斯那里,人是可以长尾巴的,我们的祖先本来就是有尾巴的;植物是无法砍断的,在现实中,有些植物是砍不断的。这是和卡夫卡完全不同之处。又比如《百年孤独》一开始,吉卜赛人拖着磁铁在街上走,桌子上的钉子都飞出去了。磁铁和钉子是有关系的。所以这是半因果。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几乎都没有逃脱这三种写作逻辑。

  我所说的神实主义基于的是内因果。内因果只考虑内部的合理性,而不考虑表面上的合理性和原因。内因果是神实主义的核心。比如在我这部小说里,炸裂村成为炸裂镇,明亮从村长变成了镇长,当他拿着一纸任命书的时候,那个他一直拿不下的女人,她的衣服纽扣自动地脱落,赤裸在他面前。这是什么逻辑?权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明亮拿着这张纸,可以让铁树开花,枯草变绿。在中国人权力无上的观念下,这就是内因果。小说充满了这样的情节。比如小说里要建造无数楼房,一群人戴着军功章齐步走,楼房就起来了。为了几天就能建造机场,需要把一个山头弄平,这些人首先撒下多少血淋淋的断指。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把这些情节称之为荒诞,是简单化。

  这样一种所谓“神实主义”写作,是有意的文学实践吗?这可能构成对读者理解的挑战吗?

  阎连科:我是有意对神实主义进行一次实践,用神实主义来描写中国的现实,来叙述文学和故事。我不认为这会对读者构成阅读挑战。每个读者合上这部书,从小说想中国现实的时候,他会发现《炸裂志》走向了另外一种中国现实,走进了大家不敢想象的现实,走进了大家看不见的现实,走进了不存在又存在的现实。比如张曙光要当两院院士的事情,在全世界都是不合逻辑的,但在中国是合逻辑的。我想这就是中国。这就是,金钱与权力的结合没什么不可能。这部小说对我来说,是文学思维上的改变,我们对中国的认识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零加零都可以等于一百。中国的现实在神实的不可能中发生。

  在我刚刚读完的艾伟的小说《盛夏》的后记中,他写道:“我们既有的文学逻辑和人性逻辑难以描述今天的中国社会,几乎是失效的。我们的书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境,因此要进行这样一次神实主义实践?

  阎连科:几年之前,几乎所有的作家、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都已经认识到,在中国,一加一已经不等于二了;在中国,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是在文学上,我们没能回应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突破。我们在文学上依然沿着一加一等于二的道路前进。所以我的写作——这是我的自觉意识——要对文学秩序进行打破和建设。现在的中国作家,仍然写着一加一等于二的作品,但在我看来已经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写一加一等于一百或者零的作品。而且通过作家的证明,这是对的。我的《炸裂志》就是希望完成一加一不等于二的任务。这样的尝试对我个人来说,是完成了一个理想,让我的文学在思维上有了变化。不过最后还是需要读者去评价。我觉得,阎连科的读者群是非常小的,但我认为这些读者能理解这样的文学。我的文学虽然走的是不现实的道路,但目的地是最现实的地方。当所有人都坐轮船飞机去罗马的时候,阎连科却用了最独特的道路。虽然你也到了罗马,但所有人又怀疑和不相信,你从哪里来的?所以我相信,这部作品能让我的读者对文学的思维发生一定的变化,已经不能用传统的目光去认识人和中国了!我们都说,现在所有的小说都没有现实更荒诞,这是中国作家都会说的话。但不是说我们要写得更荒诞,而是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比起现实来说匮乏了!如果想象力能超越现实,就能带领读者进入更深层次的现实。文学的想象一定要比我们认识的现实丰富,否则,我们的写作会永远让读者不满意。比如这部小说的结局就不太可能发生,小说里老三带着三千万市民去远征,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想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又有什么不可能发生呢?读者可能不会去考察远征这个事情是否会发生,但带给他们的是对民族主义的思考,思考民族主义会带我们去哪里。也许不会发生,但这些事情会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头脑中存在。

  《炸裂志》中,有一点我困惑的是,这部小说是没有时间的。虽然写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中国城镇化的缩影,但里面没有“面包屑”让我把小说里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时间对应起来。时间在小说里是不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写?

  阎连科:这是一部超越时间界定的小说。里面所有的事件都无法找到既定的时间坐标。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没有办法说,1980年怎么样,1990年怎么样。虽然我们有五年计划,但往往是没有效用的,我们的发展从来都是超越时间既定的。再有一个,这部小说是寓言性和现实性的大集合。我们说它是寓言性的时候,就不会用时间去理解。但我们又明显感到,小说里的故事就是中国过去的三十年。小说里也有一些历史标志性的事件,比如中国大使馆被炸,但发生的时间已经不是真实的时刻1999年。这都是我有意做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时间上都是不准确的。我对它们进行了模糊或者挪置。

  所以时间的混乱甚至混乱本身也是小说的一部分?

  阎连科:小说本身有它自己的逻辑和秩序,但它要表达的是一片混乱。就故事来说,小说的一开始就是一个梦,但每个人尤其是明亮与周颖一生的恩怨就从他们的梦开始了,一直到明亮之死。以梦开始,表现的也就是一切秩序的混乱,所有人物和故事都在混乱中,按照内在逻辑发展着。在小说里只有周颖坚持自己的梦,但其他人的一生也是按照梦的规定在走。周颖身上有女性的美,无论是对梦和家族的坚信,还是对丈夫义无反顾的爱。但这个人物是复杂的,她自己也是恶之源。可是每个人都有恶。我们常说人心不古,人心为什么不古?因为人心是恶之源。小说不仅表达欲望——金钱、权力和色——也表达的是欲望如何转化成恶望。可是在小说里,恶望却是合理的,否则你反而成为不合理的人。但让人和社会膨胀成这个样子的,是人心释放出来的恶望。

  小说里只有明辉和老母亲是代表着一种对人心、血缘、家庭的坚守,这算是光明之处吗?

  阎连科:这股势力在小说里变得越来越微弱,但他们还是存在的。我想这是表达回归的某种可能性,但也可能是最后的挽歌。小说最后的可能是回归的不可能。不仅是人心回归的不可能,甚至成为超级大都市的炸裂最后也成了一座荒城。小说的最后,这座炸裂城一片雾霾,就跟现在窗外的北京一样。我甚至还虚构了这座城市未来的三十年。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的情况是前三十年如何,后三十年如何,那再下一个三十年呢?无论中国梦还是发展第二季,我们实际上又在一个三十年的起点上。所以这部小说也要表达的是梦的可怕性。

  我们最后回到小说的形式,您用了“地方志”的方式,什么时候想到可以用这样一种形式来写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阎连科:我在写《四书》之前,家里经常会放些地方志。某一天我就想过要用方志的方式写部小说,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念头。问题是哪个故事适合地方志形式。在我看来,寻找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比寻找一个故事要难得多!这部小说构思非常早,七八年前甚至更早,有人就曾经以笑话方式说过,四川、湖南小姑娘都到南方打工去了。这里打工是另外一种意思。当时我就想,这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故事。当时我还想过写部小说就叫《姐姐妹妹》,写她们如何在南方工作,她们的村庄如何因此繁荣。现在,当时的那些想法都写进了这部小说。《姐姐妹妹》这样的故事,对有些作家来说已经够了,但对我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这只能是小说中的一片信息而已,还要无限发展。

  如果把这部小说称为“地方志”,读者会发现,您在玩一个游戏。在小说中,这座城市彻底荒废,市长也死了。可是既然如此,里面的“阎连科”怎么可能还会受炸裂市长的邀请写一部地方志呢?这个用意是什么?

  阎连科:确实有这样一种矛盾之处,从内容到形式,都不要辨别哪个是真还是假?市长既然烧掉了“炸裂志”,那我们为何还能看到?市长烧掉“炸裂志”是因为把他写死了还是对炸裂写的不满意?以前曾经有过一个《炸裂志》,那么原来那个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小说最微妙的地方。这也告诉我们,一切文本都是不可靠的,一切真实都被时间湮没。但这也是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思考。你会发现,一切历史都是不可靠的,一切历史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即便写“炸裂志”这样一个地方志,是“我”写的这个志是真实的,还是炸裂真正的发展是真实的?你会发现,历史与现实的隔断。我想说的是,历史也是被规定的,留给后人的历史往往是被规定的历史。

 

Tags:阎连科 《炸裂志》 责任编辑: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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