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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丁力小说看新经济文学与都市文学的融合
2018-08-30 21:54:41 来源:广东作家网 作者:郑润良 【 】 浏览: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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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源远流长的乡土传统,中国历来被称为乡土中国。但事实上,在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了乡村。近年来,如何促进都市题材写作成为文坛的热议话题之一。可以说,都市写作正处在方兴未艾的境地。但当代创作中高度同质化、模式化的写作弊病同样在都市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前的都市写作,大体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时尚化的或者说是“伪时尚化”的都市写作,充满小资情调,其中心情节大抵围绕身体或精神的出轨展开。一类是僵硬化的底层写作。底层写作本来是对阶层固化现实的有力反击,但很多毫无新意的底层写作已经使这一原本生机勃勃的写作潮流走向衰竭。当代写作的同质化、自我重复、自我封闭、跟风现象已经相当严重。血泪斑斑的底层苦难、形形色色的灰色社会现象,翻开文学期刊,大量面目相似的小说扑面而来。正如青年评论家项静在《失败者之歌:一种青年写作现象》中所言,“‘失败者之歌’式的写作最大的缺陷就是,从开端到达目的的路径过于清晰,基本不脱离一个简单的社会学解释,因果关系耽于清晰,逻辑结构和人物安排其实都在一个可以预测的模式里,所有重要结局的原因几乎都不敢放得稍微远些。”造成写作严重同质化的原因我以为最主要是作家沉溺于个人以往的写作经验,逐渐丧失了与活生生的当下时代经验对话的能力。在我看来,这也是近年来评论界一直在倡导“中国故事”、“现实主义写作”的真正原因,因为太多作家的创作远离了中国经验,沉迷于现代主义的形式实验或者个体经验的狭隘天地。正如近日《安徽文学》杂志社一则以“新经济文学”为号召的征文所言,“从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经济,到以苏州为代表的园林经济,再到今天的开发区经济……微信、网银、快递、网店、刷脸、物流……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经济时代。亲!难道你的笔尖只有乡愁?不,你一定感受到了时代的心跳和新生活的律动。”我们需要更多与当下经验对接、与时代经验对接的作家,一起诠释和想象我们正在卷入的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深圳作家丁力,自2001年起一直致力于将切身经验与时代经验融合书写他耳闻目睹的深圳故事,其作品雅俗共赏,可谓“新经济文学”的典型代表。

熟悉丁力的读者都知道,丁力从商海转入文坛后直接进入了创作的喷发期,十几年间发表出版了40余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作品都为读者所喜爱,并受到莫言、陈建功、孟繁华、邱华栋等诸多大家的好评,可谓传奇。可惜,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的一场突然中风使他几乎丧失了写作能力。但他顽强地挺了过来,又为我们贡献出了两部新作——《深圳故事》和《图书馆长的儿子》,这不能不说又是一个传奇!

从写作时间而言,《深圳故事》在前,其中的大部分曾集中刊发于《当代》2017年第4期。《深圳故事》由《南橘北枳》、《登台谢幕》、《城中村》等五部中篇小说组成,书写了改革开放后四十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深圳故事,也书写了深圳不同阶层人群的深圳经验与故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四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故事也是中国故事的最新版本,其中所蕴含的文学元素自然也无比丰富,等待着丁力这样的亲历者和有心人去书写。《南橘北枳》借由几位曾经是知青战友的男女主人公在深圳的创业故事,既书写了改革开放浪潮中深圳的蓬勃发展,使得牛德望等人在这里扎根发展,吸引了项茹梅等人从内地调动过来;更着力书写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都市个体的价值标准、情爱伦理观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登台谢幕》叙述了男主人公黄鑫龙的深圳传奇,凭借精明与勤奋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打工仔变成了拥有亿万资产的“黄主席”,但最终因为集团的无序扩张和资金困境而黯然“谢幕”。《深圳野史》中的李瑞丰不经意中“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从“大哥”摇身一变为名副其实的大企业家,生意顺风顺水,但在遇到背景深厚的对手时也只能铩羽而归。《天花板》中当年曾经偷看同厂女工洗澡被劳教的萧秉元多年后荣归故里,成为收购拯救旧厂的“功臣”。《城中村》写到罗沙村变成“城中村”后给贺曙光、戚福珍等村民生活带来的巨大改变,也写了在利益面前人心浮躁、意见分歧的图景,以及下一代年轻人在物质富足后精神无所皈依的景象。

如果说《深圳故事》更多展示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崛起过程、“特区经济”的内在肌理及其所造就的诸多人生传奇与众生百态的话,那么,《图书馆长的儿子》这部作品更像是丁力的一部自叙传,一部融合作者切身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这部作品调用了作者的许多人生经验,比如儿时的“图书馆”阅读经验、“总统梦”、兵团知青经历、深圳创业经历等,当然,其中增加了许多虚构的元素,塑造了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我”的先后几任女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力对于人物人生轨迹的叙述总是伴随着对主人公情感轨迹的深度发掘而展开的。作者对于情爱有一种相当豁达的态度,既突出情爱在人生中的核心地位,但也没有把它神话到举足轻重的地步,比如,对于“我”与张素梅的结合,既肯定双方诸多方面的默契与投合,也指出两人的结合更多是出于偶然的因素。因此,“我”孤身一人在深圳创业时对于其他女性的绮思幻想也就多少有令人同情的部分。丁力对于笔下的人物往往采用平视的角度,把他放在凡俗的人间,放在柴米油盐饮食男女之间,不夸张不虚饰,力图展示最真实的人物情态。即使对于类似《天花板》中的偷看女人洗澡的萧秉元,也抱有某种“同情的理解”,毕竟那是禁欲时代的副产品。正是这种对于人物的平视姿态,确保了人物的真实感,也确保了我们从《图书馆长的儿子》这部作品中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一部普通文学作品所能给予读者的那些感受,而且是一个以回望姿态书写人生的作家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的经验结晶。并且,因为作者人生轨迹的重要部分与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崛起过程的高度重合,使得这种自叙传的书写达到了个体经验与时代经验的高度融合。因此,丁力不仅仅是在书写诸多人物在深圳这座都市中的“传奇”,也是在书写“深圳”这种现代都市的传奇。

(作者系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后,广州武警指挥学院教授)

2018年8月26日

Tags:从丁力 小说 经济 文学 都市 融合 责任编辑: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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