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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2012-04-22 01:13:03 来源: 作者:李云雷 【 】 浏览: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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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底层写作”成为一种新的文艺思潮,在创作界蔚为壮观,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底层题材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这一写作方式的两大特征。不过在理论与创作上,“底层写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将着重分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区别与联系,希望能为“底层写作”的发展提供一种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1、底层写作、“纯文学”与现实主义

  “底层写作”思潮可以说是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它使人们关注以往视而不见的群体,让人们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同时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了文学与现实社会的联系,不再将文学当作孤芳自赏的“玩意儿”,这对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不过,当我们将“底层写作”视为对“纯文学”弊端的一种纠正的时候,并不是要将二者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将之作为对“纯文学”的一种发展或“扬弃”。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在某些方面的追求是不同的,但如果在更大的范围来看,它们则体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它们不同于“主旋律文学”制造的意识形态幻像,而力图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写出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心理;同时它们也不同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模式化与对大众心理的简单迎合,而力图以严肃的艺术态度进行创作,写出优秀的“作品”。如果我们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简单地对立起来,我们就无法看到它们在反抗新意识形态与商业文化上的共同性。正是在对现实与此二种文化的反抗中,“底层写作”与“纯文学”发展出了不同的精神、艺术追求的路向,如果说“底层写作”更注重对现实不公的反映,更注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那么“纯文学”就其本意来说,则更注重形式探索与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二者本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其次,“底层写作”不应忽视“纯文学”所进行的形式探索与艺术创新。探索与创新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内在应有之意,而不限于“纯文学”。如果说“纯文学”的不足之处在于将探索仅囿于形式与“内心”,其流弊甚至表现为无病呻吟;那么“底层写作”便应立足于当下的中国现实,在表达自己的观察与发现的同时,在叙事艺术上进行探索。

  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当前“底层写作”的绝大部分作品所采用的,也为不少批评家所提倡。但现实主义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何谓现实与真实?如何才能认识现实?主体是否有认识的能力?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要将现实主义抛弃,而是为之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可能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正是因应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现实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奇终于认识到卡夫卡也是“现实主义”,为什么加洛蒂将毕加索也看作现实主义。如果现实主义不能面对这些问题,而依然停留在旧现实主义的观念上,认为一个“完整的主体”可以“透明”地“反映”现实,那么则不但不能面对现实中的问题,也不能真正面对人类的精神困境。正是在这些方面,“纯文学”的一些探索提供了一些经验与积累,如果“底层写作”不能借鉴这一方面的遗产,则只能在低水平上简单地重复。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一些批评家,如李建军等提倡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大体可视为两个方向,一是“主旋律文学”,这些作品大体是粉饰现实的,它们以各种艺术手段来论证现实的合理性,提供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二是“纯文学”的探索,这些作品则局限于个人内心世界的挖掘,以及形式实验与想象空间的开拓。这两方面的文学创作,都无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现实,所以既为读者所疏远,也无法为变化中的中国提供写照。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现实主义无疑是正视现实的一种努力,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正如以上所言,“现实主义”本身也并非毫无问题,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一整套世界观、认识论已发生了变化,如果我们不能在新的思想视野中考虑问题,那么则无法面对复杂的现实,也无法写出真正优秀的作品。所以我们既提倡面对现实,同时又将“现实主义”做更为宽泛的理解,我们应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把握与思考,在新的创造中发展出新的叙事艺术。如果将现实主义的理解仅局限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那么我们最好也只能写出模仿当时大师的二流作品,这一点应该引起注意。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当我们在“现实主义”中融入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因素时,并非为点缀而融入,也并非为融入而融入,而是在面对现实时不得不然的选择,融入的过程应该是深化思考的过程,也是面对现实的过程。这一“融入”应该加深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认识,而不是相反。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面对现实,这样的写作应该更敏锐,更深刻,更有力,旷新年指出“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2、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的传统

  在某种意义上说,底层写作是“左翼文学”传统失败的产物,但同时也是其复苏的迹象。“左翼文学”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或“人民文学”,其特点是追求社会平等、反抗阶级压迫、强调人民性与现实批判。从较为宽泛的意义来理解,这一文学潮流从192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开始,经过了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以及此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不断边缘化,这一文学潮流便基本上被抛弃了。

  “底层写作”的兴起,与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这一变化催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纯文学”论争等思想界、文学界的辩论有关。这一写作倾向的兴起,因其与最初的“左翼文学”的追求又颇多相似之处,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左翼文学”的传统,总结其经验教训,以为“底层写作”能健康、长远地发展提供借鉴。如果我们不能充分正视“左翼文学”的传统,那么“底层写作”也将行之不远。

  在“文革”结束之前,“左翼文学”的一体化笼罩了所有的文学创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对其进行较为客观的总结,而在1980年代,“听到或见到的都是对“左翼文学”的声讨和否定,尤其是延安时代的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文学,被不少理论家判定为是一种文学的倒退,被整个儿扒拉到其时已经声名狼藉的极左政治垃圾堆里去了。包括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也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当然与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人的“觉醒”以及对文学的主体性询唤有关。”
 
  20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吸取“左翼文学”的教训,但对其“经验”研究得不够,其实“左翼文学”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经验,比如民族形式的追求、“大众化”的追求、直面现实的精神,等等,这在我们关注“底层”时仍是值得借鉴的。真正的问题乃在于我们能否不以意识形态的偏见来看待“左翼文学”,在关注底层时借鉴其经验,力避其教训,否则很有可能走进一个新的轮回,而这是对现在的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

  在我看来,“底层写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乃是理论建设的不足。我们可以将“底层”理解为一种题材的限定,或者一种“关怀底层”的人道主义倾向。但除此之外,却缺乏更为坚实有力的支撑,甚至“底层”的概念也是暧昧不明的。在这方面,蔡翔、南帆、刘继明等一些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但这仍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从左翼思想的脉络中来看,“底层”概念的提出,可以说是左翼思想面临困境的一种表现,但也预示了新的可能性。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等概念已经无法唤起更多人的认同,无法凝聚起社会变革的力量,我们必须在新的理论与现实资源中加以整合。《帝国》中提到了“mutiletid”的概念,以之代替“人民”,作为未来革命的主体,也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底层”是一种结构性的概念,在任何社会、任何理论资源中,都可以找到“底层”,它一方面可以整合各种资源,另一方面比较含混、模糊,不像“阶级”的概念那样鲜明、界限清晰,但这也似乎正表明了当前社会暧昧不明的状态。

  在理论方面,“左翼文学”拥有颇为丰富的建树,鲁迅、瞿秋白、毛泽东、郭沫若、茅盾、胡风、周扬、冯雪峰、丁玲等,都提出了新的命题并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们的论述不仅为“底层写作”提供了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而且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也为“底层写作”如何容纳、吸收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思潮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底层写作”如果不能吸收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资源,那么便只能停留在陈旧的状态,而如何将这些思想资源与中国的现实与文学现实结合起来,“左翼文学”的经验值得汲取。

  “左翼文学”的最大教训,则在于与主流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宣传、控制的工具,并在逐渐“一体化”的过程中,不仅排斥了其他形态的文学形式,而且在左翼文学内部不断纯粹化的过程中,走向了最终的解体。在这一过程中,“左翼文学”逐渐失去了最初的追求,不再批判不公正的社会,也不再反抗阶级压迫,逐渐走向了自身的反面。而如今,对“底层写作”来说,如何对新意识形态保持足够的警惕与距离,如何在持续的发展中保持自身的批判性与倾向性,乃是最值得关注的。“主旋律文学”与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在当前处于统治性的地位,它们将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全社会普及开来,不仅塑造了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而且改变了他们对价值观念的接受机制。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权力与金钱还从来没有占有过如此重要的地位,如今它们对社会的控制无所不在,并深深潜沉在人的意识与无意识深处。如何打破这铁桶一般的控制,不是“底层写作”所能做到的,但“底层写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上我们分别论述了“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与“左翼文学”传统的区别与联系。总之,我们20多年来“纯文学”的学费不能白交,近50年的“左翼文学”传统也不能白白丢弃,如何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扬弃,融会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如何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是“底层写作”真正的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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