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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
2012-09-17 11:53:12 来源: 作者: 【 】 浏览: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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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传媒史交叉处的学术研究,这是陈平原面向广阔而又纵向深厚的“学问”。而在这重重学问下,他更呼唤学者的“温情”、文人的“情怀”,因而他撰写了多部随笔集,借以关注现实人生,“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问”与“温情”,可看做是陈平原的两大人生底色。

  一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您与钱理群、黄子平的“三人谈”,开启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此后您一直致力于文学史的研究,新近出版的《假如没有“文学史”……》一书可以看做您对这一问题的阶段性总结。文学史该如何写,这是贯穿三十年来文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而写出一部自己满意大众认可的文学史书甚至是有些学者的最终目标。有评论称,您的努力似乎是在力图“摆脱以教材为中心的‘文学史’情结,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将‘文学史’纳入到学术史和教育史的夹缝中”。

  陈平原:你提问的后半句,有点绕,半通不通的,虽加了引号,不是我的原话。好像是摘自此书广告,而那广告又是在撮述我刊于《读书》2009年1期的《假如没有“文学史”》。原文是这样的:“在我看来,‘文学史’是一门既可爱又可疑的学问。为此,我写过不少文章,质疑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学史’情结。从一九八八年追随王瑶先生思考‘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算起,我之关注兼及大学课程、著述体例、研究思路、知识体系以及文化商品的‘文学史’,至今已有二十年历史。……总括起来,不外是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 ‘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

  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前期,我的主要著述属于广义的“文学史”。不是面向大学生、取居高临下姿态的“教材”,而是与国内外学人平等对话的“专著”或“论文集”。那时候,我关注的是作家评价、思潮论述、著述体例等,不断花样翻新,目标是撰写“好的”文学史。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倾向于“重建文学史”,即借助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的视野,审视百年来中国“文学教育”的得失成败,反省“文学史”的工作目标,重新建构此知识系统。

  就像我在三联版《假如没有“文学史”……》的“小引”中所说的,这么做,并非全然抹杀“文学史”的价值,而是蕴含“知识考古学”意义上的反省与质疑。质疑眼下遍地开花的“文学史”著述,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呼唤“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的“可爱”的文学史。至于我个人能否写出合格的、被学界认可的“文学史”,不是很重要;若能推动中国的文学史著述逐渐从“以时间为线索,以排座次为旨归”,转向“以问题为中心,兼及叙事能力与理论发现”,则于愿足矣。

  记者:上文您提到“在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由此不难看出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您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一书中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中心,阐释了中国现代学术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推崇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对您而言,重要的是章太炎、胡适的学术姿态,而不单单是他们的学术思想内容,这样的态度是对学术脉络和历史进程的看重。是否也就是说,当下的文学研究者们,有必要了解、追寻前代的治学传统,从而选择自身的学术之路?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在国内外学界评价不错。本书在思想史的视野中谈论学科建设、研究方法以及学术转型,论者大都表示赞许。另外,不少书评提及作者“别有幽怀”。此书的撰写,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但选题本身很大程度是为了解决自身以及一代学人的精神困惑。正是这种压在纸背的“现实关怀”,才使得此书“那样地切中当代学人的心病”。“读《建立》一书有一种读史之乐,历史需要今人这样谈论,才会显得亲切可爱; 今人需要有人这样谈论历史,才会觉得寂寞得慰,困惑得解。”(参见李书磊 《陈平原学术观讨论》,《文艺争鸣》2000年3期)最近到马来西亚讲学,在不同场合,有几位年轻教授不约而同地提及此书,都说读后“好感动”,尤其是辨析“学术与政治”那部分。我一听就明白,不是这书写得特别好,而是因为他们也身处类似的环境,面临同样的选择与困惑。

  我的专业是文学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现实感怀”而关注学术史。如此半路出家,史学根基必定不及专治思想史或学术史的学者。1998年,《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刚出版时,我曾接受《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采访,当时就自我表白:“对我来说,‘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在触摸近百年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调整研究思路,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举既牵涉才智,更关联心态与性情。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热情,更需要恒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假定研究的边界,也不预言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这种相对个人化的、与学界主潮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我的自觉选择,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也有《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专著问世,但还是没能达成自己最初设定的目标。只是在“史学品格”与“现实感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一追求没有变。

  若借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眼光,同样是做学问,“启蒙期”之“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与“全盛期”之“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二者最好是兼而得之;若实在不行,非二选一不可,我更倾心于前者。

  二

  记者:作为学术最重要的生成地和成长地,大学近年来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您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的大学教育史引进的是西方教育体系,而“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号召,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仅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而在当下“融会中西教育的尝试或许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您提倡“大学管理之组织,书院教学之精神”。其实中国教育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许正是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缺失了传统的资源。

  陈平原:我在别的地方说过,要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西化”最彻底的,莫过于“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不管是进入“985”、“211”,还是普通高校,都与传统中国教育没有多少精神上的联系。1925年4月,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德国作题为“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的演讲,称对于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其质与量不能估价过高”,晚清以降,“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实际上,自从书院制及科举制被正式废除,中国人对于自家传统教育方式,信心始终不足,不存在“估价过高”的问题。

  十多年前我撰写 《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时,中国的高等教育刚刚开始提速,如何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成了最为时尚的话题。有感于世人只谈“榜样的学习”,不说“传统的转化”,似乎光明就在前头,只要你努力往前赶就行了。我在好多文章中提及,对于中国大学来说,“转型”比“接轨”要艰难得多,因为方向、路径及动力均不确定,一切都得自己摸索。但中国大学如果不满足于成为“欧洲大学的凯旋”,就得这么摸索着前进。这里的关键,除了不能失掉“自信心”(参见陈平原 《如何建立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中国青年报》2012年5月16日),还有就是对于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得有足够的体认。

  我曾提及,教育部把大学校长们轮番送到耶鲁大学接受培训,让他/她们真切感受国际一流大学的氛围,这很好;但同时也希望有关部门为大学校长们办另一个培训班,专门讲授我上面提及的“传统中国教育的菁华以及百年中国大学的经验”。这样,才不会“食洋不化”。我不是专业的教育史家,谈什么不谈什么,取决于时局变化,也取决于自己的心情及立场。

  传统资源的缺失,不是喊几句口号、贴几块补丁,或发起“读经运动”就能解决的。这里需要细致的辨析,以及艰难的转化。比如,单就教育理念、校园氛围以及师生关系而言,欧美著名大学的书院制(或称寄宿学院),与传统中国书院是比较接近的。华人社会里,香港中文大学一直这么做,且效果很好。眼下国内复旦等大学也在尝试,但这涉及校舍建设、经费使用、社团活动、管理方式,以及国人对于“一流大学”的想象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事情,想比没想强,做比不做好。

  记者:当下的大学似乎总不叫人满意,大家常在问一个问题: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人们怀念追溯五四、西南联大那些大师辈出的时代,期冀为当下大学获取经验,但效果不显。中国当下大学似乎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大师的愿景也离得越来越远。

  陈平原:“大师”不是一个确定的术语,随语境以及发言人的立场而上下滑动。你看报纸文章,有时批评中国没有爱因斯坦那样的“大师”,有时又报道政府在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大师”,且数量不少。至于“学术江湖”上,年纪稍大且稍有点名气的,全都被当做“大师”介绍或引进。所以,我不想参加此类讨论。

  另外,在“大师”之外,近年又冒出一个很响亮的名头,叫“领军人物”。在当下人才竞争白热化,人才流动频繁活跃的情况下,高校往往努力延揽“学界的领军人才”,而忽视了学科间的差异。尤其是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的,大都是我行我素的“独行侠”,而非所谓的“领军人才”。好的人文研究,以个人的才华、激情与学养为核心,有没有合作者、参与人数多少、经费充足与否等,全都不重要。但我们现有的人才观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倾向于“学术领导”,热衷于大规模的“集团作战”。这种做法,必定偏向于“编纂”而不是“著述”,编几百册、上千册一套的大书,摆在屋里很好看,此等“皇皇巨著”,其作用仅仅是满足领导“盛世修大典”的虚荣心而已。反之,那些有思想、有个性、特立独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很容易被湮没。

  当下中国大学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不在大师之有无,而在制度方面的缺失。好的制度,能让“中才”板凳甘坐十年冷,经由不懈的努力,做出一流的成果;坏的制度,则唆使所谓的“大师们”或陷于内讧,或忙于夺利,或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三

  记者:学问之下是治学者的性情,正如您所说,“如此反省当今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温情”一词成为您学问的底色,这大概与您自身的性情有关。而对于学者们的专业著述,我们也期待看到学者显出自身的性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毫无温情的机械学问。

  陈平原:有专业考虑,也有个人因素。五六年前,我在题为《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的演讲中,提醒大家关注人文学的特点,那就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与“趣味”。自然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也没必要如此,唯独人文学,允许乃至鼓励研究者将“专业研究”与“个人情怀”相结合。“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我的感慨是,当下中国学界有两种偏差,一是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及“实事求是”精神,信口开河;一是被自己那个强大的专业背景给压垮了,学问越做越没趣。

  作为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如何思接千古,与古人处同一位置,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体验、思考、表达。做研究不可能没有理论预设,但最为忌惮的,还是拿一把固定的尺子,东裁西量、左砍右杀。古今之间,科技水平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人的“心情”及“感受”还是相通的,千万别把古人想得太笨——我这里所说的“古人”,没有特定年限,泛指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先辈们。

  有些学问日新月异,比如生物医学、航天科技,不要说唐宋人不懂,百年前也无此梦想。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幸运,很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与趣味,生活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我们不敢说自己比先秦诸子或古希腊人更有智慧、更有教养。托科技进步的福,今人容易显得“很有学问”。今天从事史学研究,若完全拒绝数据库或电子检索,是很大的遗憾;但同时我还是想提醒,即便是竭泽而渔、网罗天下资料的新考据学,也不能让机器味道湮没了研究者的精神与趣味。

  记者:如您所说,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在于他们更注重“思接千古”。这承接了中国文人治学中注重自身的性情、喜好表达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在当下似乎有所断裂,一些人文领域中的治学者,他们仅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而非“学者文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反观传统文人的治学,去寻求当下做学问应该秉持的态度、显现的性情。

  陈平原:传统中国,“学问”与“文章”之间,确有较好的沟通,但这不等于说“文人”与“学者”没有分别。翻阅古代史传,“文苑”与“儒林”分列,各有各的天地。偶有跨界表现且两边都得到承认的天才,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术业有专攻”。不能标榜“传统文人的治学”,那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这并非治学的正途或理想境界。

  古人读书与今人读书,从内容到形式到趣味,全都不一样。这牵涉到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手段,只可以“借鉴”,不可能“复制”。我主张对“传统”有较多的体贴,但不欣赏招摇过市的“古衣冠人物”。大概跟我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有关,谈论此类问题,必定左右开弓。还有,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跟学者自身的阅历、处境及性情直接关联,强求不得。

  四

  记者:“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可能是最早反映您这种对现实关怀的文章了,而之后您出版了同名的随笔集,又有《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书,是否在您看来,做学问的同时,是应该将自己从学术中抽离出来,写散文、记随笔,关怀现实人生?

  陈平原:同样是读书做学问,学科不同,才情迥异,没有“应该”这一说。所谓“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那只是我个人的志趣。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编“三十年集”,一开始谢绝,因已出版过类似的“自选集”;后来改变主意,是因为出版社答应我只选评论或随笔,着眼点在“个人三十多年来的切身的经历、体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来,从“专业成绩”转为“学术观察”,那我有兴趣,也有把握。书名定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正是立足于此。

  《学者的人间情怀》写于1991年4月,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人,对学界前途以及个人命运多有思考。文章经过一番审查与打磨,面世是在两年之后。此文被多种选本收录,流传甚广,我自己也很看重。经历过一场动荡,读书人何去何从,那时我们的困惑与挣扎,二十年后看,你或许会觉得幼稚,但这是历史的“必经之路”。不敢说记录下一代人的足迹,但自家走过来的路,以及特定时刻的心情与志向,若不写散文随笔,很可能就随风飘逝了。

  既希望“坚守书斋”,又拒绝“不食人间烟火”,如何兼及“学问”与“人生”,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独得之秘”。选择何种文体来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比如,最近几年我多写短文,不是想转行当作家,而是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间被切得很碎,且有义务在各种场合“讲话”。与其讲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干脆“物尽其用”,写成小文章。现在任期已满,有时间从容读书,希望能完成那些“半截子”论文。由此可见,影响一个人的“文体选择”的因素很多。

  记者:您《读书的“风景”》一书最近刚出版,副题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这是一本以公开演讲为主体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书,在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携手星尚传媒评为10本好书之一。“春花秋月”让人不禁想起一派春日里秋夜下勤勉读书的画面,似乎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好“风景”。

  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后,《文汇报》《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 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让我很感动。此书“小引”提及自己既希望尽教师的职责,又不愿耳提面命,于是换一个法子“劝学”。接下来,便是印在封底的那段话:“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下面还有一句,可惜没被摘进来:“至于诸君瞥过一眼之后,是否愿意深入堂奥,那得看各人的机缘。”之所以如此低调,因我知道,当下中国,任何形式的“劝学”,效果都很有限。弄不好,还可能招来一通嘲笑:难道“风景”只属于大学?“春花秋月”值多少钱?“读书”有什么意义,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吗?面对此类或雅或俗的诘难,我只能虚心受教。

  倒是另一个问题,此书“以公开演讲为主体”,可又经常旁征博引,是如何处理“论述”与“史料”的关系的,这值得辨析。我平日演讲,并非张口就来,都是认真准备的;而且,演讲之后,若公开发表,还得认真修订。根据演说整理成文,一般都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语言也比较顺畅。因为,你不能“说”得特别曲折,特别复杂,特别拗口,那样不会被接受的。用眼睛阅读和用耳朵倾听,途径和效果是不一样的。写文章力图简洁,即便问题很重要,也都是点到为止,切忌反反复复、婆婆妈妈的。可你要是这么演讲,没人听得懂。尤其大段引用古诗文,除非人所共知,否则不解说不行。比起文章来,演讲的篇幅会拉长,因基本立论不变,但需要解释史料,或借助若干有趣的小故事来调节现场气氛。好的演讲就像好的文章,都需要认真经营。

  我写过一篇题为《有声的中国》的长文,副题是“‘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3期);另外,也主编过“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在“总序”中称:“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表面上,你读到的都是“文章”。可由演说整理成文的,与在书斋里独立撰写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书斋撰述直接诉诸读者的眼睛,只要我的论证完美,你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可以反复看。但如身处演说现场,听不懂,来不及回味,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本书基本上都是演讲稿,肯说“多余的话”,长处与短处,均在此。

  五

  记者:作为北大人,对于这所百年高校历史的打捞钩沉是您的一种责任,而四十多年前四千名北大、清华教职工的鲤鱼洲岁月更是难以避开。反观一段历史并与之对话,既是一次记忆也是一次启程,因而您编了《鲤鱼洲纪事》 一书,是为这段鲤鱼洲岁月“立此存照”,更是为了一次思想的远航。

  陈平原:从编 《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起,我就有意识地关注自己就职的这所大学。但有一点,拒绝成为专门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希望保持特立独行姿态,在现代中国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史的夹缝中,反省这所大学一百多年的历程。具体操作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事档案,尤其有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部分,基本上无法查阅。只从教授名单、学生成绩、课程设置谈大学,没什么意思。短期内,这个状态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我萌生从民间立场打捞“历史记忆”的愿望——能有效阐释最好,做不到,起码也是“立此存照”。之所以旁枝逸出,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花时间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和《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背后的情怀在此。

  编“筒子楼”,校内校外都叫好,因没有任何“副作用”;谈“鲤鱼洲”就不一样了,不断有人举牌或私下“警示”。说实话,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且设计了第二预案。请那么多老先生写文章,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我必须对作者们负责。书能顺利出版,且获得媒体的关注和好评,已经出乎我及不少文章作者的意料。当然,此书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的可以辩解,如征稿对象仅限于北大中文系教师及家属,那是为了回避陷阱而采取的策略;有的则是编辑时的疏漏,如某作者开列在鲤鱼洲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名单,漏了向仍旦、袁行霈等先生,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编辑此书的体会,我在《“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许荻晔,《东方早报》2012年4月5日)以及《“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对话《鲤鱼洲纪事》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刘悠扬,《深圳商报》2012年5月7日)中,已大致说清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技术”之外的“情怀”。我曾经提及“1968”乃20世纪人类史上关键性的一页,而看看法国知识界与中国读书人对各自的“1968”的反省与解读,你真的很惭愧。“牛棚”、“干校”与“知青下乡”,此三大举措,均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年以上或许记得,但缺乏深刻的反省。我在文章中提及:“‘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有点怀疑,近二十年中国学界之所以成就不大,与我们没有紧紧抓住诸如‘1968’之类关键题目,进行不屈不挠的‘思维操练’有关。”(参见《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只有“五四”是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与阐释的。不管风云变幻,无论褒贬抑扬,“五四”能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实在极为幸运。

  记者:从事文学研究已近三十年,许多问题其实历久弥新,每一次的阐述都有新的内容。您最近研究的重点仍然围绕着这些问题来进行的吗?

  陈平原:产品还没做出来,就开始“广而告之”,这习惯不好。我不愿意申请“课题”,就因为对此类目的性与规划性很强的“学问”不以为然。手头有若干书稿,都是写了好多年,不满意,仍在琢磨中。什么时候放出去,没定,也不着急。等正式出版后,再来“邀功请赏”。

  我曾说过,因为在大学教书,必须带着学生往前走,故关注的问题很多。不断开设新的专题课,有的日后写成专著,有的则只是开了个头,就转给有兴趣的学生去做。研究重点分散,这是当老师———尤其是像我这样自认为对学生成长有责任的“老教授”的宿命。大概只好等退休后,才可能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 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记者 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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