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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造的激情 担当文化传承的责任——倾听冯骥才的人生抉择
2012-09-17 11:57:17 来源:文艺报 作者:颜 慧 【 】 浏览: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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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深秋的一个夜晚,忙完一天的琐碎事务,冯骥才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地欣赏音乐。这是他多年的习惯,只有这段时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他听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曲子非常深沉,直触心底,他听得很投入。他说,在那些翻天覆地般伤感的旋律中,他像被拉进无比深邃空洞的时光隧道里,数不清的往事迎头飞来,鱼贯地撞在心上……他忽然想到,这个音乐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部电影叫《时光倒流七十年》。那些往事,好像被这段音乐呼唤而出。当时他就有了个想法,就是回过头来重新梳理一下自己,回味一下过往的事情。于是,他用了7个多月的时间,在忙完庞杂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之后,每天挤出一点点时间,编撰了《生命经纬——时光倒流七十年》及《生命经纬——四驾马车》。在编撰过程中,那些逝去的记忆一个个复活过来,忘却的场景一幕幕重现在眼前。也因此,有了今天正在北京画院举行的名为《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的展览。今年,他正好70岁。

  “必须有人去做文化的守护者”

  说是“四驾马车”,其实现在冯骥才所做的无论是文学、绘画还是教育,都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驾马车服务的。谈起做非遗保护,冯骥才告诉记者,“我人生与事业经历的几次转变,都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所谓被动,都缘自时代与生活骤然的巨变;所谓主动,则是我心甘情愿把这巨变带来的困惑放在自己肩上。我这么做,不是英雄,而是天生的苦行僧。”

  上世纪90年代,因为在全国各地办画展,冯骥才有机会去了很多地方,亲眼目睹了中国的骤变。当时现代化潮流席卷中国,600多个大大小小的城市没有做过任何文化盘点,即被推土机扫荡一平。大片历史街区连同城市记忆顷刻消失,中国城市史出现了空前的剧烈断裂与颠覆,他对此相当痛心与无奈。他告诉记者,因为作家都非常注重一个城市的文化,文化是城市中最深刻的部分,城市的文化比生活本身深刻得多。城市的文化是有生命的,是有历史的,作家在写作时,会深刻地关注当地的历史人文,比如老舍的《茶馆》、陈忠实的《白鹿原》,写的决不仅仅是当地的风土人情,那里有当地的集体性格,有那个地方独特的价值观、生命观、道德观乃至审美观等,作家往往最重视这些东西。当这些东西慢慢失去的时候,作家最动心、最舍不得。于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骥才在做画展时,就曾卖画筹钱保护周庄柳亚子的迷楼、宁波月湖边上的贺秘监祠等。随着这种大拆大建很快席卷到天津这座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北国名城,冯骥才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这是动了自己的文化情怀,动了自己文化的根了。于是,他开始成为一个文化保护的志愿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发动身边的朋友,在街头演讲,在报纸上写文章,大声疾呼留住城市的历史,保护城市的文化。

  冯骥才知道,城市改造浪潮带来的破坏不可抗拒,也不容分辩,但是要抢在这些承载着巨量人文记忆的老城、老建筑被拆除前,将它们抢救性地、形象地记录下来。在他的呼吁下,很快就有历史文化学者、摄影师、民俗专业人士积极响应并与冯骥才一道成为志愿者,将这些建筑拍摄、记录下来,将记忆留存下来,经费自然来自他卖字画的收入。这一针对天津老城的文化抢救前后进行了半年多,在老城地区抢救性普查完成后,继而又对旧租界和老城之外的本土区域进行文化调查,被很多媒体称为“冯骥才的老城保卫战”。 尽管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天津最有代表的老街估衣街还是没有躲过被拆的命运。1999年的某一天,站在已经面目全非、一片狼藉的废墟中,冯骥才潸然泪下。那个时候,他真的感到心里的痛。他说,那个时候做文化保护,完全是出自一个作家的情怀。

  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冯骥才仍有一种很悲壮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有很多的阻力:地方政府的要求、经费的短缺,以及很多人的不理解等等。但是在这次行动中,他深切认识到历史文化的当代危机,以及人民与它精神情感之密切。他意识到,必须有人去做文化的守护者,而自己责无旁贷。

  作家的使命感体现在文化自觉上

  2000年,冯骥才在法国住了两个多月,他发现,有三位作家曾对法国的文化保护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是雨果。当工业革命影响法国的时候,法国大量拆除古建筑。当时雨果看到一座钟楼被拆,认为这是把城市的记忆拆除了,于是他在1835年间义愤填膺地写了《向拆房者宣战》,在当时影响广泛。冯骥才说,当他读到这个“宣战书”时,发现其中的很多用词,都与自己写下的一些东西不谋而合。作家梅里美在后期不再写小说,而是成立了“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为法国的古典建筑保护做了大量工作。还有曾担任过法国文化部部长的小说家马尔罗,他在任职期间发动了对法国文化的全面普查,大到教堂、小到羹勺,对法国的所有历史文化遗存全都做了登记。正是这些保护工作使得法国很多历史文化得以留存,树立了法国人的文化自豪感。

  冯骥才说,“我后来反省,知识分子更应该谈的是文化先觉。文化自觉是知识分子对全民讲的,目的是唤醒全民的文化自觉,使得全民更自觉地传承、发展本民族的文明。所以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给生活一些梦想。知识分子对社会有一种矫正功能,应该有前瞻性。”冯骥才认为,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没有责任感就会浑然不知,有责任感必然深有觉察,这便说到了知识分子的本质之一——先觉性。先觉才会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先觉。这既是知识分子重要的职责,也是知识分子存在的重要性,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时代的脊梁,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走在时代的前沿。比如一个地方要发展,是不是对当地文化有破坏性,这不是民众能看到的,也不是政府官员能预见到的,因为政府官员要解决现实问题,而知识分子在这时候就应该有前瞻性,要有所承担。我们说责任,当然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去承担。这道理无需多说,从雨果到晚年的托尔斯泰,从顾炎武到鲁迅,他们的言行都在我们心里。然而,我们当今有多少人像他们那样勇于肩负这样的时代使命?

  用忘我的热情唤醒民众的文化意识

  2001年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后,冯骥才发现整个民间文化全面濒危,眼看物质性城市文化土崩瓦解的时候,也深深感受到作为非物质性民间文化迅速地烟消云散。冯骥才说,如果说我们民族的精神思想的传统在精英和典籍文化里,那么我们民族的情感与个性便是由民间文化鲜明而直接地表现出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在民间文化里,民间文化的危机也是整个民族文化的危机。当年正好召开了一个关于民间文化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很多学界泰斗如季羡林、启功等都参加了会议。冯骥才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的文化受到空前冲击,我们的文化载体在丢失,我们的文化在被市场迅速稀释,在濒危,在死亡,已经不能坐而论道,要把书桌搬到田野上去,要开始普查了。在他的倡议下,会议起草了一个中国知识界关于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宣言,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冯骥才说,那是一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标志。2001年我们开始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联合国还没有相关的行为,联合国2003年才开始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条例。

  2002年,冯骥才在“两会”上提交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活动提案并引起高度重视,自此他全身心投入对中国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对现代社会进程中濒临灭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和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在他的推动下,2002年,由国家社科基金支持,旨在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普查与抢救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整理和出版的巨大工程,也是文化人进行文化寻根、唤醒民众文化意识、普及优秀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对了解文化国情、民情,鉴别良莠,促进文化创造,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中增强国家文化实力、建设国家文化主权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年在朱仙镇一次国际性的年画研讨会上,中国民协把木版年画普查作为龙头项目,开启了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地毯式普查。冯骥才回忆说,那是一个寒冷的初冬,在中原腹地我们燃起了一代文化人对祖国文明的炽烈激情。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抢救、不保护,下一代就不会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这期间,冯骥才担任了许多重要的职务,比如国务院非遗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还有国务院的参事和全国政协常委,他说,这些职务带给他最大的好处就是多了一些有效得说话与工作平台,而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把这些平台利用的非常充分,比如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非遗法的确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的确定乃至春节放假从大年初一提前到除夕等,都是因为他在“两会”上提交相关提案而得以确定的。也正因为此,在冯骥才展览的开幕式上,作家王蒙认为“四驾马车”的提法不足以表达完整的冯骥才,他认为冯骥才的成就远远不止“四驾马车”,“我起码还能再给列出四驾来”,“一是他当了30年的政协委员,还被聘请为国务院参事,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二是他具有外事能力,能办成特别难办的事;三是他对文艺事业、同仁、团体、机构给予了很大支持;四是他懂得欣赏别人,能成为各种文艺界人士的好朋友”。

  冯骥才告诉记者,经过近十年的普查,现在评出700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国家级的1300项。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非遗”都进入了政府保护的视野。冯骥才说,这样庞大的数量在世界上都没有,更重要的是,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已经得到普及,成为当今社会文化的一个关键词,这个意义更为重大。

  在繁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冯骥才的身心渐渐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一方面这种真正融于母体文化的感觉令他如醉如痴,另一方面,他又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遭遇冲击和危难的痛苦与焦虑不堪及切肤之痛。走南闯北的田野调查,到处的文化宣讲与呼吁,不停顿地抨击伤害文化传统的种种时弊,以及大量而密集的发动、召集、组织等工作,还要呼唤仁者帮助与筹集善款,乃至卖字画建立抢救基金……使他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乃至忘记自己。这一工作的漫无边际有时也会让冯骥才感到力不从心,但他从没有一瞬想到放弃,他说,担当,是无比壮美的人生感受。

  比个人创作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的弘扬

  因为冯骥才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曾有人对他这些年的“不务正业”表示不理解,认为他应该回到写小说的“正道”上,为自己多留几部大作品。对此,冯骥才认为,文学曾经是自己的生命,流淌在自己的血脉之中,但文学作品说到底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个人的事情,而文化保护事关国家、民族的精神,责无旁贷。每天冯骥才都会接到大量电话和邮件,古村落需要保护、文化告急的声音不绝于耳,相比起来,这些更为重要,“民族文化是养育我们精神的母亲。如今她遇到麻烦而且是大麻烦,有什么理由不撇开个人的事,牢牢守候在她身边?”不过他有时还是会过一把“小说瘾”,在进行田野考察的路上常常一个人闭目凝思,在脑子里勾勒一部小说的人物、结构、冲突,有时甚至在颠簸的车里写出个简单大纲或很精彩的细节,令自己兴奋不已……这些很快被接踵而来的各项工作打断,“或许等我再老一些再动笔吧。”

  经过十年的工作,现在“非遗”普查已基本完成,“非遗”这个观念从无到有,但是在冯骥才看来,“非遗”确定以后,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他告诉记者,“非遗”的最高价值是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这个传统也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生命。在社会转型期,如何使这些重要而美丽的遗产得到广泛共享、广泛传播也是重要工作。再有,便是利用与弘扬。这个工作便是怎样将遗产中的精华与当代生活和文化融合起来,延续历史脉络,充实当代文化。“最后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专业上来,就是学术研究。‘非遗’是个时代性的新概念,在这个领域里,理论大大落后于实践,落后于田野。比如,我们所说的‘非遗’并不等同于民间文化。再比如年画调查,过去的调查基本是艺术调查,但作为‘非遗’就远远不是艺术调查了,而是文化调查,甚至还要包括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调查。理论与学术的建设是逼到我们面前的工作,没有理论便会陷入盲目或乱无头绪。”冯骥才说,经过民间文化工作者长达十年的不懈努力,一个新的时代——“非遗后”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是从‘非遗前’时代走进‘非遗后’时代的。我们要带着往日的责任与激情,在新的时期努力使传统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大的魅力与光彩。”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已经显现出来。很多人认为冯骥才做的事情功德无量,但冯骥才很真诚地告诉记者,“通过这次展览我反省自己,我觉得自己觉悟得太晚。如果我从80年代末就觉悟了,我可能能做的事情更多。我觉得还是自己各方面的素养、自己对时代的责任不够。等我动手做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没有了。”

  从2001年起,天津大学设立了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目前冯骥才还在带着8个博士生,他希望能够带出一些年轻的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专业人才,带出一个从事非遗保护的队伍。他说,只有在田野里,在大地山川中,才能知道我们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只有这些形而下的工作才能让我们掌握一手的、真实的材料,但是我们还要加以总结、研究、思辨,需要形而上的大文化的研究和思考,只有进入这个层面才能跟时代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我们需要在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个层面上“甜蜜地往返”。他告诉记者,现在研究院整理出来的口头文学数据库加在一起已经有八亿四千万字,并且已经全部实现数字化。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也是一个可喜的成果。而且,在最近的考察中,还在贵州紫云县麻山地区发现了一个英雄史诗《亚鲁王》,目前已经整理出18000行。《亚鲁王》是苗族的英雄史诗,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他兴奋地说,这是继《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之后的又一大民族史诗。苗族以前是没有文字的,有了这个,苗族的历史就找到了,文化就有了传承,“你说它有多重要!这些事情比我自己的写作,比我自己的作品重要得多。”

 

Tags: 责任编辑: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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